“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沿边地区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也面临着从“要素驱动”向“制度驱动”转型的深层结构性挑战，破解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将制度型开放确立为战略引擎，并构建一个“规则—平台—产业—治理”四维协同的闭环传导与动态反馈机制，支撑沿边地区完成从以物流通道为核心的“通道型开放”，向以价值枢纽为特征的“枢纽型开放”的范式转型。为此，在规则维度，要从“边境例外”到“规则先行”，构建内外兼容的制度体系；在平台维度，强化“制度堆叠度”，打造协同高效的平台矩阵；在产业维度，实施“跨境链长制”，培育特色
//在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冷链查验平台，装有来自东盟国家水果的货车等待查验通关。（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我国同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紧密，东盟、中亚等周边经济体是我国重点贸易合作伙伴及投资对象，因此，沿边地区是稳住外贸基本盘、开拓发展新空间的“前沿地带”。作为国内大循环的“末端节点”，同时也是国际大循环的“前沿枢纽”，沿边地区开放程度对全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效率有着直接影响。沿边地区开放如何从传统开放模式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不仅是沿边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服务国家整体开放战略、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针对沿边地区开放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系列成果。黄奇帆（2023）明确指出，沿边地区开放需突破沿海开放模式的简单复制，以跨境规则对接为核心，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监管协同化等关键领域开展靶向性制度创新。张燕生（2023）提出“双轨对接”理论，强调沿边地区制度型开放应构建双向衔接机制，既要实现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体系的内在贯通，又要推动与周边国家及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外部兼容。林毅夫（202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补充，认为沿边地区的制度设计需与口岸枢纽优势、特色资源禀赋、民族文化特质等潜在比较优势形成动态匹配，通过“因势利导”的政策工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禀赋优势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关于沿边地区开放平台体系的建设与整合方面的研究，学界普遍将平台视为承载沿边地区开放的核心载体，但同时也指出当前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曲凤杰（2020）和刘云中（2022）系统梳理发现，沿边地区现有的自贸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平台存在功能重叠、定位模糊、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须通过系统性整合与功能再造提升开放效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4）从实践层面提出“区—岸—城”融合发展的平台升级路径，主张推动开放园区、口岸枢纽与城市功能的深度联动，形成要素集聚、功能互补的开放空间载体。陈继勇（2022）结合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提出沿边地区应充分发挥“近岸”区位优势，主动嵌入区域价值链体系，培育以跨境生产协作为核心的产业网络。王洛林（2022）从国家战略高度，系统论述了沿边地区开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枢纽作用及对国家地缘安全的重要意义。已有文献为研究沿边地区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大部分文献往往集中在单一层面，缺乏以多维度综合性分析框架方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沿边地区制度型开放的新要求和现实挑战，以“规则—平台—产业—治理”四维协同分析如何推动沿边地区制度型开放，以期提供政策参考。
“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地缘博弈与全球治理格局重构压力持续升级，沿边地区的安全价值——边境规则安全与数据跨境安全被提升至新的高度，其本质是要求沿边地区构建“制度型安全屏障”。一方面，传统安全领域中，大国博弈、领土争端等风险需通过规则对接化解——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海关互认、检验检疫协同等制度安排，减少边境摩擦，扩大战略缓冲空间；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数据跨境流动、跨境犯罪等新型风险日益突出，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前置防御”机制。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沿边地区作为我国对接周边国家的“前沿接口”，成为规则适配的核心区域。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经历从“边境上”向“边境后”转变的深刻变革，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工权益、数字贸易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议题。沿边地区长期面临制度规则“对接鸿沟”，不仅导致跨境交易成本高企，更使其在区域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通过制度型开放，在沿边地区率先开展国际高标准规则压力测试，既能破解与周边国家的规则壁垒，降低贸易投资的制度性成本，更能为我国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积累实践经验，推动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型。
沿边地区集聚全国60%的陆地边境县、50%的少数民族人口，是“十五五”时期共同富裕战略的重点攻坚区域。与脱贫攻坚阶段的“政策输血”不同，共同富裕的全面推进需要建立“制度造血”机制。建议将考核指标从GDP转向“边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跨省飞地税收反哺+民族技能证书跨境互认”，其本质上是要求通过制度型开放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与收入优势。
沿边地区长期陷入“通道经济”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制度供给滞后导致要素集聚能力薄弱。“十五五”时期，需重点推动沿边地区从开放末梢向双循环枢纽转型，其关键在于以制度型开放破解“要素流动易、价值沉淀难”的难题。通过规则对接降低要素跨境流动成本，通过平台整合提升要素集聚效能，通过产业融合实现要素价值增值，形成“规则破壁垒—平台聚要素—产业创价值”的良性循环。
一是市场准入与国内规制存在“玻璃门”障碍。尽管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但在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服务业领域，沿边地区对外资及国内民营资本仍存在隐性准入限制，监管尺度普遍严于沿海地区，“竞争中性”原则未能充分落地。二是“边境后”规则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存在显著差距。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问题突出，不利于高端产业与研发机构集聚；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不完善，地方保护、行政垄断等妨碍统一市场的行为时有发生；在环境标准、劳工权益、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兴规则领域，存在制度空白或标准偏低现象，与CPTPP等国际高标准协定要求存在明显“代差”。三是跨境监管协同机制“碎片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在海关程序、检验检疫标准、商品认证、税收政策等方面差异显著，缺乏有效协同机制，导致通关环节烦琐、重复查验、单据繁杂等问题频发。
一是平台功能单一且产业附加值偏低。多数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合作区仍停留在“三通一平”的传统招商模式，产业集中于进出口贸易、仓储物流及矿石分选、农产品清洗等初级加工环节，缺乏高附加值制造、研发设计、区域总部等高端功能。2024年，沿边地区跨境合作区单位面积税收收入仅为沿海发达自贸试验区的三分之一左右①，投入产出效益偏低。二是平台配套服务体系不健全。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化、国际化物流服务、供应链金融、法律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严重滞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企业普遍面临专业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境。三是平台间“各自为战”，缺乏协同。受行政区划分割与考核机制影响，同一省区乃至相邻区域的开放平台在招商引资中陷入同质化竞争，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开展“政策锦标赛”，而非基于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定位与产业链协同，如东北多个对俄口岸竞相争夺木材加工、粮食贸易项目，未能形成梯次配合的产业布局。四是平台国际化运营能力薄弱。与周边国家合作平台的对接多停留在政府间协议层面，市场化资本合作、联合招商、运营管理等深度合作进展缓慢，在区域规则制定、标准协商中的话语权较弱，资源整合与国际影响力有限。
一是产业结构呈现重型化、初级化的固化特征。能源、矿产、农产品等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沿边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5%以上，这类产业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对本地就业、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有限，且深加工能力不足导致大量附加值外流。二是“口岸—园区”协同不足的“两张皮”现象突出。多数口岸仅承担货物人员通关功能，周边缺乏配套的加工制造、商贸服务、生活服务等产业社区，口岸“流量”难以转化为本地经济“留量”。2024年，沿边地区口岸直接带动的落地加工产业产值占口岸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仅为18%，远低于沿海港口地区45%以上的水平②。三是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滞后。尽管沿边地区在跨境电商、绿色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具备发展潜力，但总体规模偏小、增长缓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缺乏引领性平台企业与活力创业生态。
一是跨境交通网络存在“断点”“堵点”。部分跨境铁路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互联互通受阻，部分跨境公路等级偏低、通行能力不足，口岸后方集疏运体系与国内干线交通网衔接不畅，影响物流效率。二是能源与新型基础设施“欠账”较多。沿边地区偏远地区电网覆盖与稳定性有待提升，跨境电力贸易规模有限；5G网络、光纤宽带在边境地区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不足，国际通信信道容量小、资费高，难以满足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制约“智慧口岸”建设。三是口岸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滞后。部分口岸查验设施陈旧，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偏低，依赖人工操作导致通关效率提升遭遇瓶颈；冷链物流、危险品查验场地、现代化仓储等配套设施存在明显缺口。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以及制度型开放理论所关注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要素系统性变革视角，我们认为，沿边地区的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制度供给与区域特定地缘禀赋、差异化发展阶段特征和国家宏观战略需求进行动态适配、协同演化的复杂系统工程。而“规则—平台—产业—治理”四维协同框架，则有机契合这一系统工程，通过“规则创新破除障碍—平台优化集聚要素—产业升级创造价值—治理完善保障可持续”的闭环传导与动态反馈机制，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维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赋能、协同演进，共同支撑沿边地区完成从以物流通道为核心的“通道型开放”向以价值枢纽为特征的“枢纽型开放”的范式转型。
其逻辑机理在于，“规则—平台—产业—治理”四维协同框架遵循“制度基础—要素载体—价值核心—系统保障”的深层演化序列与互动规律。规则维度作为制度供给的核心体现与先导，首要功能在于破除阻碍生产要素（包括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数据等）跨境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制度性壁垒，通过建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显著降低各类市场主体开展跨境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这是沿边地区开放发展模式从传统的依赖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的“要素驱动”，转向依靠制度创新与规则竞争力的“制度驱动”的前提与基石。平台维度作为要素集聚、组合与空间重构的关键物理与制度载体，承担着将规则创新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转化为现实“经济集聚效能”的核心转换功能。通过各类开放平台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政策协同与设施完善，实现对国内外优质生产要素的高效汇聚、有机耦合与再配置，从而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国内产业链与国际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与“转换器”。产业维度作为价值创造、捕获与发展动能沉淀的核心环节与最终体现，旨在通过基于本地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产业链现代化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汇聚要素的价值增值、品牌塑造与利润留存，将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机遇、技术外溢、知识扩散等潜在红利，切实转化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就业扩大、税收增加与居民收入提升的内生动力与坚实物质基础。产业维度是检验制度型开放实际成效的最终标尺。治理维度作为整个开放系统稳定、高效、可持续运行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核心使命在于通过构建现代化、精准化、协同化的边疆治理体系与安全风险综合防控机制，动态平衡与有效统筹对外开放带来的效率提升、活力释放与可能伴生的各类经济、社会、数据、生态与国家安全风险，为前三个维度的有效运转与协同互动提供稳定、可预期、公平、安全的发展环境、社会秩序与政治根基，是筑牢开放型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规则维度的战略核心在于实现“内外规则的兼容、贯通与良性互动”，即一方面要主动对接、吸收、内化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核心要素与先进理念，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集成测试；另一方面要确保沿边地区基于开放前沿定位所进行的特殊制度安排与创新试验，能够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体系顺畅衔接、动态兼容，防止产生新的区域间市场分割与政策洼地。沿边地区毗邻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经贸政策与监管体系的国家，这种规则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复杂性，使其成为我国开展差异化、场景化、针对性制度创新的天然“试验场”与“压力测试室”。通过在云南、黑龙江、广西等制度创新基础较好、风险防控能力较强的沿边地区自贸试验区，率先开展与RCEP的全面深入对接、对CPTPP及DEPA中关键条款（如数据跨境流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进行封闭或半封闭环境下的系统集成测试、探索与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机制进行规则协调与互认的可行路径，能够为全国层面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积累宝贵的“试点经验”、识别潜在风险、探索监管新模式，有效降低国家整体对接高标准的系统性风险。同时，沿边地区也应积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市场规则、行业技术标准、商事纠纷解决模式、绿色发展理念等“软实力”产品“走出去”、开展区域合作与推广的重要窗口与平台。通过与周边国家在绿色能源开发与交易、数字贸易便利化与安全、跨境电子商务规则、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跨境旅游服务规范等特色领域共同协商、共建规则、共享成果，为我国从周边区域起步，逐步积累经验、树立典范，进而更有效地参与并引领更广范围的国际规则塑造，提供坚实的前沿阵地、实践支撑与线. 平台维度：双循环的“空间转换器”与要素聚合枢纽
平台维度的核心功能在于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集聚、优化配置与价值转换”，通过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整合分散的政策资源、推动各类开放平台的功能互补与业务协同、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空间节点”“流量枢纽”与“价值转换器”。其核心经济作用体现在有效的“双向转换”与“价值提升”：一方面，将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能、适用技术、商业模式、资本和管理经验，通过平台进行定向导流、适配性改造与本土化赋能，有效输出至周边国家市场，助力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将周边国家丰富的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以及具有潜力的市场资源、劳动力资源，引入平台及其腹地进行绿色精深加工、品牌塑造、技术集成与价值提升，再服务于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或转向更高价值的第三方国际市场。这种“双向循环、价值增益”的模式，不仅有效满足了国内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也为周边国家提供了融入区域与全球价值链、分享发展红利的便捷通道，从而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性畅通与区域共同繁荣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与运行平台。此外，通过科学规划与政策引导，推动“边境口岸—产业园区—边境中心城市—广大内陆腹地”之间形成深度融合、梯度布局、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开放型经济空间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沿边地区整体的资源承载能力、经济韧性与开放效能。
产业维度的战略目标在于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从过境流量到落地留量，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即依托沿边地区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策环境与市场接口，精准培育具有显著区域特色、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集群与现代产业体系，从而彻底摆脱对传统资源型产业和低端加工贸易的路径依赖。沿边地区无需也无法简单复制沿海地区传统的、高能耗的工业化模式，而应聚焦于以下三类特色鲜明的沿边地区新质生产力：一是依托边境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及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优势，结合凉爽气候条件，发展绿色大数据中心、跨境算力网络、数字内容服务、人工智能训练基地等绿色低碳的数字新质生产力；二是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多民族文化资源、健康养生环境，发展高品质的跨境生态旅游、国际康养医疗、民族文化创意、休闲度假产业等生态服务新质生产力；三是依托口岸枢纽、跨境通道与毗邻市场的双重优势，发展智慧物流与全球供应链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面向周边市场的跨境金融与人民币区域结算、保税维修与再制造等枢纽服务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研发人员往来便利化、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制度安排，为这些特色化、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的萌芽、成长与壮大扫除体制机制障碍，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与创新生态，从而有力推动沿边地区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的“重型化、初级化、单一化”朝高附加值的“高端化、服务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实现转型升级与动能转换。
治理维度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与相互促进”，通过持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风险防控体系和跨境合作机制，为沿边地区的开放发展构建稳固安全的社会政治环境、高效协同的跨域治理网络和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沿边地区的开放进程，实质上也是其边疆治理模式从相对封闭、静态、以行政管控为主、应对传统安全挑战的传统模式，向更加开放、动态、以服务发展促进便利为主、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现代治理模式转型与升级的过程。
要全面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清理沿边地区服务业领域针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隐性准入限制，统一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与优惠政策。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建立地方保护、行政垄断的常态化排查与问责制度，畅通市场主体维权渠道。加快补齐新兴规则领域制度短板，制定沿边地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办法、绿色贸易标准体系、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专项制度，实现国内规制与国际高标准的有效衔接。
一是实施“梯度化、差异化”的国际规则压力测试。在条件成熟的沿边地区自贸试验区（如云南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设立“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先行区”，全面对标CPTPP、DEPA中关于数据跨境流动、金融服务开放、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等最高标准条款，开展封闭式、风险可控的测试，探索监管模式创新；在所有沿边地区自贸试验区及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全面落实并深化RCEP规则应用，尤其在原产地累积规则、服务贸易和投资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形成标准化操作流程和便利化措施，并向全区推广；针对与周边国家的特定合作领域进行规则创新，如与中亚国家共建“绿色能源贸易与投资规则”，与东盟国家协商“跨境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二是发起跨境贸易便利化革命。建设“智慧口岸3.0”，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口岸查验设备智能互联、物流全程可视化、通关单证自动比对，推广“无感通关”“先放后检、即检即放”等模式；深化“单一窗口”功能，推动中国“单一窗口”与周边国家口岸信息系统互联互通，逐步实现报关、报检、舱单、运输工具申报等数据的“一次申报、双边共享”，探索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区域单一窗口”；创新跨境投融资管理制度，在沿边地区扩大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鼓励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双向资金池等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沿边地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是构建“分类管理、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制定沿边地区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明确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范围及对应的出境管理要求；在特定区域（如自贸试验区、国际数据合作园区）试点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港或“白名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企业、数据类型简化安全评估流程；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数据跨境流动协定，建立数据安全认证互认、执法协作机制；在能源、金融、物流等重点领域先行探索建立行业性数据跨境流动标准。
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构建沿边地区省级层面的平台协同治理机制，统筹各平台的产业定位、招商方向与政策供给，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区—岸—城—腹地”深度融合，建立沿边地区开放平台与内陆经济区、沿海自贸试验区的结对合作机制，实现产业链分工协作、制度创新成果共享。
一是推动核心平台“功能再造”与“模式升级”。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升级，实现从“工业园”向“产城融合示范区”转型，重点发展“口岸后”产业，如进口资源精深加工（粮食加工、木材家具、稀有金属材料）、出口产品组装制造（面向周边市场的电子产品、家电）、跨境供应链管理服务等，配套建设人才公寓、国际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选取中哈霍尔果斯、中老磨憨—磨丁等条件较好的跨境合作区，推动“一线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落地，探索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税率、简税制政策，打造“两国一区、规则统一、营商环境趋同”的特殊经济区。
二是打造“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平台矩阵。建设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在云南、广西布局面向东盟的“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在东北沿边地区布局面向东北亚的“冰雪经济与寒地测试服务出口基地”“对俄农业技术服务出口基地”，在新疆布局面向中亚的“新能源技术应用与服务中心”；升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沿边地区综试区构建“海外仓+边境仓+国内中心仓”的联动网络，鼓励企业在俄、蒙、中亚、东南亚等主要市场建设公共海外仓和配送中心，发展“跨境电商+边境线下体验店”模式；在满洲里、绥芬河、东兴、凭祥、霍尔果斯等关键口岸城市打造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重点发展能源、矿产、粮油、水产、优质消费品等进口贸易，拓展保税展示、交易分拨、期货交割、融资租赁等高附加值业务。
三是强化“跨区域、跨边境、跨层级”的平台协同网络。建立“沿边地区开放平台联盟”，由国家层面牵头，沿边地区九省区参与，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统一发布招商信息、共享产业目录、协调重大项目布局，避免恶性竞争；深化与内陆腹地平台的“结对共建”，推动沿边地区自贸试验区与上海、广东、四川等内陆自贸试验区建立“伙伴园区”，承接其产业转移和功能溢出，探索“飞地经济”模式，允许内陆地区在沿边地区园区设立“产业飞地”，共享口岸和开放政策；主动对接周边国家平台，推动我方跨境合作区与对方经济特区建立“管委会联席会议”机制，共同编制产业规划、协调优惠政策、联合招商，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多边合作机制下的平台对接。
围绕重点产业链，推动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建立“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跨境产业联盟，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完善跨境产业支持政策，简化跨境研发合作、技术转移、人员往来等环节的审批流程。
一是创新“制度—产业”深度耦合的发展范式。实施“口岸+落地加工”倍增计划，针对进口资源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吸引精深加工企业入驻口岸周边园区，例如对在沿边地区进行木材加工制成家具、进行钾肥加工制成复合肥的企业，给予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一定比例的返还，目标是到2030年，沿边地区口岸落地加工产业产值在2024年基础上实现翻两番；推进“跨境旅游+康养”精品工程，联合周边国家共同规划推出跨多国的“世界级景观走廊”旅游线路，在边境地区建设国际标准的康养度假区、温泉疗养中心，发展“候鸟式”养老产业，简化跨境自驾游、医疗旅游签证手续；开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融合工程，利用沿边地区（如内蒙古、新疆、云南）丰富的风、光、水电资源，布局零碳或低碳大数据中心集群，探索建立“跨境算力交易市场”，面向日韩、东南亚提供实时算力服务，打造“东数西算”的沿边地区出口。
二是前瞻布局与重点培育沿边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低空经济，在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无人机跨境物流通道、低空旅游航线和应急救援网络，吸引无人机研发制造、飞行服务、数据处理企业集聚，形成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壮大生物经济，利用沿边地区独特的生物资源（如中药材、特色作物），发展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生物医药产业，与周边国家合作建立“跨境生物资源库”和联合研发中心；推广绿色矿业，普及智慧矿山、绿色选矿技术，对共伴生资源进行综合回收利用，建设国家级绿色矿山，发展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三是系统性共建“韧性互补”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农业产业链，在东北沿边地区与俄远东地区共建“跨境现代化大农业合作区”，我方提供农机、良种、技术，俄方提供土地，产品回运或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在西南沿边地区与东盟国家共建“热带特色农业合作园”；打造制造业产业链，推动我国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在沿边地区布局面向周边市场的“KD件（散件）出口+本地组装”基地，如在广西、云南布局面向东盟的电动汽车组装厂和零部件配送中心；深化能源资源产业链合作，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全产业链合作从贸易扩展到联合勘探开发、管道运营、炼化加工，与蒙古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并配套建设跨境铁路和加工园区。
建立沿边地区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对能源、矿产、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供应链风险进行动态跟踪。支持企业通过多元化采购、海外布局、技术替代等方式，降低供应链依赖风险。加强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集疏运体系，提高物流通道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实施“聚人、育人、留人、兴人”的边疆人口发展战略。坚持“以产聚人”，将重大产业项目布局与人口集聚结合，在沿边地区产业园区配套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技能培训中心，吸引内地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落户就业。推行“以服稳人”，实施“边境公共服务补短板工程”，通过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推动边境县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推广“组团式”教育和医疗援边。建立“边民增收长效机制”，鼓励边民参与跨境贸易、旅游服务、特色种养等产业，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质量，让边民在开放发展中持续获益，夯实守边固边的民心基础。
